【杨耀源】新世纪以来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评析

　　［摘要］新世纪以来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的提出及实施推动越美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给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稳定带来了消极影响，并造成越美在南海问题上携手制衡中国的趋势加强，导致当前南海周边地区局势愈加复杂化。未来的越美关系将在两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框架下尝试进行带有结盟性质的合作，受此影响，未来越中关系有可能演变成为长期的“经热政冷”格局。

　　［关键词］伙伴关系；越南；美国；政策

　　［作者简介］杨耀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15级博士生。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5期。  

　　2016年1月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在所做的政治报告特别强调了越南未来仍然需要不断促进和深化同伙伴国的关系，尤其是对越南国家安全与发展有着重要战略意义的伙伴国的关系[1]。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越南，访越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加强越美全面伙伴关系的具体合作措施交换了意见[2]。由于美国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越南已成为东南亚地区崛起的新兴国家，加之近年来越美关系持续升温，越南借助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制衡中国的趋势加强，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对未来越中关系的稳定以及南海地区周边安全形势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新世纪以来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值得认真反思和考察。

　　本文首先阐述新世纪以来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的核心内涵及具体推进，其次回顾新世纪以来越南对美“伙伴关系”的提出背景，接着分析新世纪以来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具体实施的特征，最后解释新世纪以来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产生的影响。

一　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的核心内涵及具体推进 

　　（一）新世纪以来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的核心内涵

　　新世纪以来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遵循着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的外交实践和各次党代会的指导方针精神，即注重强调“独立自主”，同时又要“全方位、多样化”，目标是实现“和平、合作与发展”的外交理念[3]。在此基础上，新世纪以来越南对美伙伴关系的核心内涵包括如下内容：

　　1.强调对美伙伴关系的对等性以及合作领域的广泛性

　　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首要强调双方地位对等，彼此尊重对方的国家政治制度、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此基础上，越南同意致力于政治和外交、贸易和经济、国防和安全等多领域合作。从2006年时任越南总理潘文凯访美，到最近的2015年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访美，历次越南最高层领导人访美，均可以看到越方首先强调双方必须要在平等互利、尊重对方的国家政治制度前提下发展双方的合作伙伴关系。比如，2008年越南总理阮晋勇访美与美国总统小布什会谈期间，在小布什总统重申的美国政府“支持越南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越南总理阮晋勇同意 “进行新的政治和政策规划方面的会谈，允许双方就安全和战略问题进行更加频繁和深入的讨论”[4]。2015年，阮富仲访美时，也强调了在美方承诺尊重其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愿意与美方在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下进行深入和广泛的合作。

　　2.通过对话机制来推进与美国的多领域合作

　　越美全面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提到了“双方都十分欢迎建立两国外长的常规对话机制”，截至目前，双方合作推进机制主要以对话机制为主，如政治、安全和防务对话或者人权对话等[5]。南海问题逐渐升温后，越美于2010年在河内举行了双方的首次政治、安全和国防对话，截至2015年每年两国都会举行一次政治、安全和国防对话。在越南国内，一部分越南官员认为，虽然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符合越南国家利益，但必须警惕美国以民主和人权为借口，企图对越南进行“和平演变”，因此平等对话成为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中的重要内涵[6]。

　　3.发展对美关系强调服务于越南的现实利益，不以意识形态简单划分

　　2001年越共九大政治报告提出越南应发展与“大国和主要的权力中心”的关系，并新增了“值得信赖的伙伴”的内容。2003年7月召开的越共九大八届全会上确定了在新形势下保卫国家根本利益的战略，明确了越南“愿意与越南敌对关系的国家在某些领域建立合作关系”[7]。这一决定实际上承认每一个国家均有可能与越南建立伙伴关系，并能够与越南在任何领域进行合作的可能性[8]，事实上这也为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提供了依据[9]。比如，2009年南海问题逐渐升温后，2010年在越南的极力邀请下，美国首次参加了“东盟+1”会议。2010年7月，越南和美国在河内进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提出了南海问题。会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首次挑起所谓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议题，声称“南海岛屿领土争议事关美国国家利益”[10]。这一立场得到了越南的支持。希拉里还称，“美国与越南的伙伴关系合作将日益增强。”[11]

　　4.借助美国的支持提升越南的国际地位以及国际影响力

　　2011年越共十大提出“要继续落实好扩大对外关系，主动而积极融入国际”，努力成为“国际社会的朋友、信任的合作伙伴和负责任的成员”,以提升其国际地位[12]。这些外交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支持。2013年5月，越南总理阮晋勇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主旨演讲称，越南将致力于与联合国所有常任理事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3]。当时，美国是越南唯一还没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越南有意在同年7月国家主席张晋创访美时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张晋创访美时声称美国是越南的外交政策的“头等重要伙伴”，愿意加强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合作[14]。

　　（二）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具体推进的三个阶段

　　1.初始阶段：越美确立合作伙伴关系

　　2006年6月，越南总理潘文凯历史性访问美国，会谈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越美两国将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建设性和多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15]。

　　2.发展阶段：越美建立“全面伙伴关系”

　　2013年，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美期间，两国共同发表《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称，两国领导人承诺双边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并表示在“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总体框架下继续深化两国关系[16]。越美全面伙伴关系包括政治和外交、贸易和经济往来、科学技术、教育培训、环境和卫生、战争遗留问题、防务安全、人权保护和促进以及文化、体育、旅游等诸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这一声明推动了越美伙伴关系向深化合作阶段方向发展[17]。

　　3.深化阶段：越美在“全面伙伴关系”的框架下强化实质性合作

　　2015年7月，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作为历史上首位访问美国的越南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受到了美国国家元首级别的隆重接待[18]。双方会谈期间，阮富仲宣称美国是越南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经营领域”，并表示越南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是越南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同时承诺越南加入TPP后将进行任何必要的改革[19]。如果张晋创倡导的是与美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与奥巴马总统建立的全面伙伴关系的“共同愿景”，旨在遵守国际法和尊重彼此政治制度、独立、主权以及两国人民利益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双边务实合作。2016年5月下旬美国总统奥巴马访越期间，奥巴马与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就推动完成TPP谈判、海事安全和灾难应对合作、和平解决地区争端以及加强教育企业合作等方面展开了会谈，随后越美两国相关部门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包括越南向美国购买价值113亿美元的100架波音737MAX型客机。最受外界瞩目的是，奥巴马宣布美国将全面解除对越南长达50年的武器禁运，这一举动被认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表明越美军事领域的合作取得重大突破[20]。

二　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的提出背景

　　进入新世纪，全球化发展迅猛，各种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多极化趋势逐渐明朗，各国相互依存度日渐增强，“结伴外交”方式成为“一个国家积极参与世界体系、融入国际社会、塑造多中心格局的重要途径和载体”[21]。各国主要通过建立“伙伴关系”来发展双边关系，以合作的态度、友好的方式推动双边交往和联系，并勾勒出双边合作领域范围以及合作发展程度的愿景。在此背景下，新世纪以来越南提出对美“伙伴关系”政策有着更深层次的考量。

　　1.越南贯彻“独立自主、全方位、多样化”外交政策路线的需要

　　越共七大召开后不久即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重大事件，宣告二战后持续40多年的冷战两极格局瞬间瓦解。国际局势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深刻演变无疑对越南产生了巨大冲击，使越南长期依赖的前苏东国家的支持和帮助顷刻间化为乌有，国际生存环境顿时变得愈加艰难。在此背景下，越共于1992年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在《当前的时局与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提出了新形势下越南的外交政策是“开放的、多样化、全方位的”，并提出“扩大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22]。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越南外交的重点。七届三中全会这一决议的出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以至于被现任越南外交部部长范平明称为标志着“越南共产党新的外交路线——独立自主、和平、合作与发展的外交路线诞生的里程碑”[23]。随后，越南开始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寻求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尽管当时越共领导层仍存在着发展对美关系的种种疑虑与争论，但最终越南还是于1995年实现了对美关系正常化。进入新世纪，越共九大于2001年4月召开，此次大会报告在外交路线方面表述为“一如既往地奉行独立自主、开放的外交路线，国际关系全方位、多样化”[24]，新世纪以来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正是贯彻其外交政策的需要。

　　2.越南获取来自美国的充裕资金，吸收先进技术和拓取更广大市场，以及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目标的需要

　　受长期战争的影响，越南经济革新的初始条件较为落后，为了赶上或超过先进发达国家，1986年越共召开六大，提出了革新“要实现飞跃性的发展”[25]。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的阮文灵曾主张“越南应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建立经济关系”[26]。受世界经济发展疲软的影响，自2012年起越南的经济持续低迷，2012年至2014年GDP增长率仅为5%至6%之间，各项经济改革措施难见成效，工厂罢工频发，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由于美国是越南的最大出口国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国，而且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掌控有影响力的多边经济体，深化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可以让越南获取更多充裕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拓展更广大的市场，从而扭转越南经济困局，拉动越南经济再度腾飞，实现其跨越式发展。

　　3.有助于提升越南的综合安全实力，达到其“主权和领土安全”的目标

　　自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以来，越南领导人对传统的基于强大军事实力基础上的安全观逐渐向“综合安全”和“共同安全”认知转变[27]。早在1988年，越共政治局十三次会议决议基于对安全的新认知，提出了构建国家安全的几个要素：“强大的经济、足够强大的国家防御和扩展的国际合作关系”[28]。对此，通过扩展与其它国家的关系可以摆脱政治和外交上被孤立、经济上被封锁的局面，创设建立强大经济的必备条件。在安全层面上，扩展对外关系即运用现实主义的权力制衡原理，通过借助他国的力量来保障自身安全。对于越南来说，中国是“近火”，美国是“远水”，越南应借助美国这一“远水”来救“近火”[29]。随着近年来越中两国南海岛屿主权争端升级，越南对华疑惧加深，更加关注安全等高级政治领域。因此，发展与美“伙伴关系”可以促进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推动越南有效地实施大国平衡战略，借助美国制衡中国，试图在南海问题中获取优势，达到其“主权和领土安全”的目标。

三　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实施的特征　

　　随着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如下特征：

　　1.需顾及中国的反应，避免过度刺激中国

　　越南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越中两国山水相依，毗邻而居，两国经济互补，文化相融，习俗相近，越南的繁荣和发展与中国的繁荣和发展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越南与中国相比，越南是小国，中国是大国，越南非常担心崛起的中国逐步扩大在南海的影响力并在南海取得战略主导地位，害怕其控制的岛屿，甚至自身的安全和主权受到中国的威胁。对此，越南在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过程中，非常注意中国的态度，避免过度刺激中国，导致越中两国发生正面冲突，甚至战争，给越南的“领土和主权安全”带来严重威胁。每一次越南在政策上准备倾向美国时，都会急于将目光投向中国。越南领导人每一次出访美国，都会在出访美国前或之后到中国访问[30]。比如，2013年7月24日至26日，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出访美国，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31]。而在此之前，张晋创已于6月19日至21日访问中国，访问期间越中两国领导人签署了推动“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一系列协议[32]。类似的例子还有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于2015年4月访问中国，访华三个月后，阮富仲成为历史上首位出访美国的越共总书记，两国领导人会晤时同意在“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总体框架下加强政治、经济、贸易、投资、教育、环境、公共安全、防务与安全等方面的合作[33]。

　　2.更强调双方合作的内涵，南海问题成为推动政策实施的主要因素

　　从2013年越美两国发表《全面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到阮富仲访美强调在“全面伙伴关系”总体框架下推动双方合作，越南只是将与美国的关系定位于“全面伙伴关系”，并没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与越南同其他国家外交的定位相比，这种关系属于相对低层次的双边关系，表面上只强调合作的多领域和广泛性，但在实践中越美双方战略关系的提升空间巨大。正如越南著名的学者范枝兰认为，双边关系无论是用“战略伙伴”、“全面伙伴”或是其他方式定位，实际的合作内涵才是双边关系最核心的体现[34]。现任越南外交部长范平明也表示，“越南继续视美国为头等重要伙伴，美国在其地区政策中也会非常重视越南。”[35]事实上，越南的这一态度源自其希望借助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制衡中国，因为越南相信在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大国支持下，小国也可以“变小事为大事”，用外部力量与邻近大国斗争，以保障自身利益和安全的最大化。越美签署的《越美关于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强调在南海问题上，两国支持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解决海域和领土争端；越南重申坚持反对中国“九段线”（或是“U型线”）的主张，因为“找不到法理基础”；强调越南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并希望早日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36]。2014年5月中国中海油“981”钻井平台在西沙海域进行钻探，引发了中越海上对峙后，美国对越南的支持逐渐公开化[37]。同年10月，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华盛顿会见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时称：“美方已采取措施，以允许未来向越南转让与海上安全有关的防卫装备。”当日，越南外交部副发言人陈氏碧云声明，称越南政府欢迎任何旨在促进越美伙伴关系的举动。2015年10月，美国派遣“拉森”号军舰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进行巡航。针对美国的这一举动，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海平称“越方尊重南海航行与飞行自由，相关各方应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航海与航空自由与安全，做出积极贡献”[38]。由此可见，越南通过加强与美国关系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和南海战略意图是不可否认的，实际上这正是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的主要推动力。

　　3.需要在依赖与对抗关系间寻求平衡点

　　越南发展与美国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金、技术与市场主要来自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2011年9月，时任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兼美国外贸服务局局长马尔访问越南胡志明市称，“贸易平衡不是美国的目的。我们不会减少来自越南的进口，而是要鼓励更多的越南产品出口美国，促使美国出口的动力是市场”[39]。由于越南已经签署加入TPP协议，而越南大多数主要出口市场都来自于TPP成员国，特别是最大出口市场美国。有数据预计越南在2020年和202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235亿美元和335亿美元[40]。但另一方面，美国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越南的“和平演变”，尤其是近年来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以越南革新党为首的多个海外反越共组织通过各种方式试图推翻越南共产党，颠覆越南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法政治活动日益活跃。这些境外敌对势力通过各种途径掌握政府官员的各种社会关系，间接地贿赂腐化官员，或对他们认为有潜力的党的后备干部提前进行腐化渗透，使这些干部上任后因担心“历史污点”被揭露而不得不任其摆布，甚至越共党内有些人被西化，出现了“自我演变”“自我退化”，这些均引起了越共高层的警惕[41]。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于2016年1月下旬召开的越共十二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特别强调，其任期内的六大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加强党的建设和整顿，防止、减少内部政治思想、道德、生活方式蜕化，“自我演变”“自我退化”现象[42]。总之，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要想实现其安全与发展的两大目标，必须在依赖与对抗关系两者间寻求最佳平衡点，这也是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中面临的一大挑战。

　　4.该政策的施展空间受制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大环境

　　近年来中美关系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性对抗不断上升，中美关系已成为一种战略竞争关系。美国为保障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外交与经济等领域的主导地位,“锁定”中国作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的针对性战略步骤正在不断推进[43]。随之而来的是中美这种战略竞争的态势将会深刻地影响到该地区的安全秩序,作为该地区一员的越南在推行其对外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中美战略竞争这一大的环境。一方面，越南不愿意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担心因此使其在南海地区沦落至从属地位，但越南更害怕与中国进行正面冲突或战争，导致其领土丧失和主权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另一方面，越南虽然借助美国这一域外大国制衡中国，但是又担心其沦为中美两国权力博弈中任其搬弄的棋子，因为这同样会给越南这样的小国的生存和安全带来威胁[44]。比如，越南通过寻求美国制衡中国，维护越南的安全，但其政策效果却受限于大国关系的变化。因此，越南如何在已形成区域战略利益竞争性关系的中美两国间寻求平衡,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将给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的施展带来极大的考验。

四　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产生的影响

　　正是如上所述新世纪以来的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的核心内涵与实施特征，促使近年来越美双边关系迅速升温，同时也对越中关系稳定和南海周边地区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推动越美在政治、外交、经贸、国防安全等领域合作取得重大发展

　　1.两国高层保持经常性接触，互访频繁

　　越美两国自2008年以来，建立了政治、安全与国防战略对话机制，每年举行1次，至2015年已举行8次对话会议。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纪念越美关系正常化15周年之际访越并出席在河内举行的东亚峰会时，宣称“奥巴马政府已准备好将美越关系深化到更高层次⋯⋯这不仅有利于两国利益，同时也是强化美国在东亚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存在战略的一部分”[45]。同年6月，越南总理阮晋勇在加拿大G20峰会上同奥巴马会晤。2013年7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美，两国缔结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协议，越美关系实现重大突破。2015年7月，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应邀正式访美并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这在美国外交史上也是第一次。会晤中，阮富仲阐述了越南对美国的政策16字方针：“搁置过去、克服分歧、增进共识、面向未来”[46]。2015年11月19日，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APEC峰会上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双边会晤，双方领导人称看好越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并一致同意继续推动两国全面伙伴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两国经贸合作发展迅速

　　一是贸易方面，从越美2006年建立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7%至20%左右。2012、2013年越美双边贸易额分别为249亿、297亿美元，越美双边贸易连续两年迎来近20%的增长率。2014年越美双边贸易额达350亿美元，美国已成为越南最大出口市场，这一数字在2020年有可能增长至570亿美元[47]。2015年，越南成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48]。二是投资方面，仅2009年，美国对越南外商直接协议金额就到898亿美元，占当年越南吸引FDI的45%。美国已经是越南的主要外资来源国之一，美国在越南国民经济系统的21个行业中已经投资了17个行业。截至2015年3月，美国在越南的有效投资项目有735个，总注册资金达到110.6亿美元，在所有投资越南的101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七[49]。对于越南加入TPP，美国持开放欢迎的态度。越美外交关系正常化20周年之际，美国驻越南大使特德·奥修斯在《越南投资报》撰文称，越南加入TPP后，美国将帮助越南改善投资环境，为提高其在全球现代经济的竞争力创造条件[50]。2015年10月，越南与其他成员国结束了长达5年之久的TPP谈判。2016年2月4日，越南与其他TPP成员国代表在新西兰奥克兰参加了TPP的签字仪式，正式加入TPP。2016年3月8日，美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丽纳·比特尔表示，2016年是越美关系发展继往开来的重要一年，将为两国企业带来合作良机。美国愿为越南融入国际经济和促进两国企业的合作关系提供支持与帮助。

　　3.国防安全领域合作实现了重大突破

　　一是两国国防交流合作次数愈加频繁。随着越南对美“伙伴关系”的推进，自2010年起越美两国建立国防部副部长级别的战略对话机制，每年就地区和全球安全形势、反对核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海上安全、打击跨国和毒品犯罪等议题交换意见，增强了两国的了解与信任，开展两国间的国防合作等[51]。自2011年以来，越南开始多次派遣越南军官到美国的国防大学和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深造[52]。2015年6月1日，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与到访的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河内签署了《国防关系联合愿景声明》，以进一步加强两国国防关系。该声明包括处理战后遗留问题，分享在搜救、应对自然灾害、维和等问题上的经验等内容[53]。2016年3月18日，越南人民军队总参谋长杜伯巳会见到访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双方就推动未来两国海军合作进行实质合作交换了意见[54]。二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到访越南频率增加。2011年，三艘美国军舰被允许停靠在越南的岘港市，这是美国军舰首次被允许靠近美国前海军空军基地金兰湾旁边。2012年6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列昂·帕内塔历史性访问金兰湾港，他宣称美国海军船只进入金兰湾将是美越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表示“双方合作前景巨大”[55]。2014年4月7日至4月12日，美国“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和“哨兵号”救援舰访问越南岘港，与越南海军集中在非战斗技能演练、军医经验分享、搜救以及维修等领域进行军事交流活动[56]。

　　（二）越美在南海问题上加强联合，共同制衡中国，造成南海周边地区形势愈加复杂化

　　如前所述，两国于2013年发表的《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强调了越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支持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法来解决海域和领土争端；越南重申坚持反对中国“九段线”（或是U型线）的主张，因为“找不到法理基础”；强调越南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希望早日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一直以来，美国以“南海的航行自由，亚洲航道的开放关系作为太平洋国家的美国国家利益”为由，介入南海争端的主要战略意图就是针对中国，这一点与越南的战略利益不谋而同。

　　自《联合声明》后，越美在南海问题上制衡中国的合作趋势明显加强。2013年11月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越美部分人士开始大谈南海的航行自由。针对2015年10月美国“拉森”号军舰在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进行巡航的举动，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海平称，“越方尊重南海航行与飞行自由，相关各方应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航海与航空自由与安全，做出积极贡献”。正是越美共同携手在南海问题上通过不同的形式挑战中国的海洋权益，造成了当前南海地区局势愈加复杂化。

　　（三）对越中健康关系带来消极影响，越中关系将演变成为长期的“经热政冷”格局

　　越南试图借美抑华，争取在南海斗争中获取优势，实现其安全和利益的最大化，已对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稳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比如，当前越南仍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存有疑虑。2015年4月7日至10日，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访华时，未对“一带一路”倡议明确表态。会谈中，越方只是表示“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研究和参与由中国提出的地区互联互通倡议”[57]；越南主流媒体也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反应平淡。2015年7月16日至17日，中国政府副总理张高丽访问越南，张高丽建议把“一带一路”倡议同“两廊一圈”建设有效对接，但《青年报》《人民报》等越南主流媒体在报道时并未涉及越南领导人对此问题的正面回应，只是继续大篇幅地强调“双方应遵守两党、两国领导人关于管控海上分歧，不采取使争端局势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不少越南学者对“一带一路”持抵制态度，这些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只会有助于实现中国的“南海霸权梦”，最终阻挠越南实现在其东海（我南海）“坐在阳台上眺望太平洋”的梦想[58]。

　　越中两国因南海岛屿主权斗争在政治关系中出现了摩擦和跌宕起伏，但经贸关系发展仍呈上升趋势。由于越中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合作前景广阔。中国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期，“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越南同样处在革新开放的重要阶段，融入世界经济步伐逐渐提速。加强双方经贸合作符合两国利益，重点就是要落实双方达成的一系列共识和协议，维护双边贸易稳定发展，增强在大项目上的合作。据统计，越中贸易总额2014年已达到836.96亿美元，2015前8个月，双边贸易额已达435.9亿美元，同比增长17.8%[59]。加之近年来中国也有意利用经贸合作拉进彼此间的距离。2015年11月初，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越期间，两国领导人还签署了经贸合作、旅游、文化、铁路、产能合作、金融等一系列合作文件，这为中越经贸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可以预见，未来两国经贸关系将会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然而，由于历史积怨和存在着战略定位等结构性的矛盾，未来越中关系将有可能演变成长期的“经热政冷”格局。

【注释】 

【责任编辑：郭又新】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5期。